又能怎样呢?
一周后,再次接到玉米同学的电话。
她说,他们又在继续了。
话说一个多月前,每天早上6点到8点半(老人们早起晨练的时间),一群人打着“西藏拉萨方医药发展有限公司”旗号在海珠区江南戏院进行促销,喊着治病献爱心的口号向老人们推销产品,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一个月。
产品种类不少,藏红花、雪莲、灵芝、虫草啥都有,是一个叫做郑州东康中草药开发有限公司和西藏藏隆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对了,产品包装盒上显示,他们的网址这里。
玉米每天上班经过剧院门口,看着老头老太们排着队挤在那里,有些还抱着病躯坐着轮椅来买,很是着急。
玉米妈妈也背着家人买了一堆口服液,产品卫生许可证是豫卫健用证字(2001)第0188号,每天喝一支,一年剂量是3000多。这不算多,据说他们单位退休的党委书记,一口气买了12000多。
两个星期前,玉米给G4爆料,想让媒体来给报道下,并多次至电催促,回答总是:在跟进!记者要看有没有新闻价值才采用。
也报了今日一线,同样是石沉大海。
报了110,回复说知道他们有诱骗老人的谦疑但没证据拿他们没办法,建议去质检局或工商举报。还是,你们不要有事没事就报110。
报了工商,回说查到他们证照齐全。
打了区长热线,说医药、电力等属于市级管辖。
打了市长热线,一直没人接听。
上周,据说因为有工作人员嗓子不适,他们停了一周,现在又继续了。
这下,真要去质检么?
玉米说,怎么就没人能管到呢!怎么会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
唉,周瑜打黄盖。
我是一个传声筒(20081222)
今天好多个2呀,还是凑个3好了!
今天风大,降温也厉害,顺势说点经济的话题。
Peter Eavis在华尔街日报在撰文,表扬摩根士丹利08年四季度低价回购本公司债券赚了21亿美元,并在债务套期保值的衍生品上实现了11亿美元的兑现盈利。
Most economists predict a recovery late next year. Don’t bet on it.
John Cassidy在Potfolio撰文,大谈当前危机是最糟糕的时代,和美国30年代大萧条不可同日而语。
“This is a photo project, not a political campaign and we value our privacy.”
谢谢你扔鞋网站创建者之一对Time说建站初衷,现在全世界的网民都在将自己扔鞋的照片投递上去,以示对将鞋子砸布什的伊拉克记者扎伊迪(Muntadar al-Zaidi )的支持。
再啰嗦两句:布什在卸任前,总算是做了件好事情,激发了人们无限创意啊!那些就扔鞋事件飞快上线出来的小游戏就不说了,这图片网站也是个古灵精怪的好点子。再回头想一想,之前很多东西闪过一念就消逝了,常常把钱当作是最大的障碍,现在看来,最大障碍其实是创意啊!
要补脑!
赶忙读了阿内特的书
有人说,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是一个在美国“过气”的记者,转而开始在中国兜售他的故事。
也对,在风投们(主要来自华尔街)四处物色人讲述各自big story的时候,阿内特所讲述的和他能讲述的始终只是他所经历的战争,最远在在上个世纪60年代——很多听故事的人还没有出生,最近的也已经是2003年。不过,眼下风投一夜从人间蒸发,而阿内特的故事却还在继续。
2008年10月,阿内特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做《我怎样采访本·拉登》。比起他的前一本书Live from the Battlefield: From Vietnam to Baghdad, 35 Years in the World’s War Zones(《我从战场归来:从越南到巴格达,在战地的35年》,1993年出版),这本书名显然想是要打出噱头来吸引眼球,但我猜这主要是出版社编辑的授意。
这是一本写给中国读者的书,版权页上只印有中国的书号。更确切地说,这是他在07年来汕大执教以后,对自己战地采访报道生涯的总结与回顾。书中主要讲述了他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越战到2003年伊战的战地报道故事,带着非常强烈的个人情感,当然还有一些关于记者职责、新闻教育的思考。
腥风血雨的战场,错综复杂的国内环境,配合当时拍摄的图片,曲曲折折地再现了6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和美国媒体政治,我更倾向于将这本书看做是,一名记者如何在强大的政治面前,如何很好地获知并完整地呈现真实。前者可能更趋向于新闻操作技巧层面,记者直面战争现场和采访对象,随时面临死亡的胁迫,但身后有他媒体和受众知情权在做后盾;后者则涉及到更大层面力量的对峙,所在媒体单位也并不是一个牢靠的盟友,他面对是一群犹疑且噪杂的受众,以及一个正俯视着他的政府,此刻他是一个人,手头唯一的筹码是真相。
我想,后者更具言说的分量。
尽管阿内特强调,“我不反战、不反美也不反共。我是一个记者,只是去报道一些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有重大意义的故事。我是历史的见证人。我的报道不会违背任何原则。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不希望有所保留地讲述故事,那意味着隐瞒真相,那个真相就是越南战争的形式对美国越来越不利。”
但是,在阿内特等人如实呈现越战苦难的报道发出后,不少人在国内盯着他的报道来找碴。这些战地记者遭到联邦调查局调查,“看能否找到毁灭我们和我们的事业的证据。总统则让美联社的高级主管,也就是我们的老板,把我调离越南。但是老板拒绝了。”1966年,阿内特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
1981年,他加入刚开始起步的CNN。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他去了巴格达。1991年,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后,他自然也出现在报道一线,也带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战争的电视直播,并作为在轰炸时期唯一一个留守在巴格达的美国新闻团队,如实报道了在巴格达发生的事实真相,譬如美国声称轰炸的只是巴格达军事目标,民居却未能幸免,而所谓的武器秘密生产工厂实际上却不过是一家奶粉工厂。阿内特还对萨达姆进行长达90分钟的专访,播出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CNN收到34位众议员的联名指控信,说他的报道“给了这个精神错乱的独裁者一个传声筒,让他得以对100个国家大放厥词”。很多人抱怨阿内特为伊拉克政府说话,老布什总统骂他是个“说谎者”,俄亥俄州参议员辛普森更是对阿他发起了人身攻击,称他是越共“怜悯者”,和越南女人结婚,其兄弟是越共分子云云,试图削弱其海湾战争报道的影响。抗议其报道的评论和邮件也如雪片般飞至CNN。让人欣慰的是,除了媒体同行们出来声援他,CNN主席特纳也站出来为他说话。
1998年,与CNN合同期满,阿内特加入NBC。
2003年,阿内特开始了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报道。不过在接受完一个伊拉克电视台采访,评述了一番美国政策后,立马遭到右翼人士的强烈抗议,刚开始还站在他这边的NBC,调转头来匆匆把他从战场召回,立马解雇了他。几个小时后,英国《每日镜报》聘请了他,镜报为之打出公告,“因为说真话而被美国解雇,为继续说真话而受雇于每日镜报”。
但我们必须认承认的一点是,事件直接导火索并非因为阿内特对战争的报道,而是因为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并发表其个人评论。不知道NBC的报道守则是如何规范的,但我所知道的2006版美联社新闻价值和行为规范关于“表述意见”有这样一条规定,“所有美联社工作人员都必须留意,他们在表达个人观点的时候,可能会损害美联社作为一家不带偏见的新闻来源的声誉。在任何公众领域,无论是博客,网上聊天室,或者是读者来信、请愿书等,他们必须克制自己,不能就有争议性的公众话题发表看法,而且不得参与游行示威,以体现对某些法案或运动的支持。”在“对外露面”方面,规定“美联社职员作为参与者向新闻当事人提问,经常出现在电视或者广播新闻节目中,这样的露面受到鼓励。然而,职员也许会要求就某事件或者当时的某人谈看法和意见。这时必须经上级主管事先讨论,并尽可能排除这类情况。”
在此不得不提及阿内特于1966年10月5日在越南西贡拍下自焚僧人照片,而受到《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质疑一事——为什么不去阻止他自杀而光顾着拍照?阿内特回答:“我是一名记者,而不是消防队员或者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守护天使。那位僧人的死亡不是意外,而是一次反对越南政府的政治观点的极端表达。而我,一名记者,不该直接去干预这一历史的进程。”
阿内特是否真的只是以个人身份接受采访?如果作为来自美国的新闻报道者,同时又在伊拉克媒体上评论美国政府,似乎也与他当年“不干预历史进程”的说法有悖。此事究竟是阿内特被积怨已久的政府抓住了小辫子,还是他确实有违规行为?当事人和当局者对此各有各的解释,但不管怎样,阿内特就此在美国媒体上面前消失了。
且把这次纷争放在一旁,回顾阿内特上个世纪的战地报道(在书中大部分篇幅也是给了上个世纪的经历),有时真的很难说清楚,优秀的真实报道的诞生,究竟是媒体公司的态度与政治大环境下的自然结果,还是记者本人争取并影响到前两者使然。阿内特曾放出“采访重于人身安全!”的豪言壮语,但是在远离硝烟的国内,如果他所在的媒体不为自己的雇员提供庇护,真相也随之失去一个承载平台,阿内特和他的报道什么都不是。最后报道成就了阿内特,也成就了他所在的媒体,而且在同时期那么多新闻记者中,只出现过一个阿内特。
而这三场战争报道后的遭遇,也让阿内特开始反省新闻自由和政治的问题。他在书中引述了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的话,“宪法规定,媒体有权反抗政府的保密和欺骗行为,但媒体不能指望从宪法中获得其反抗成功的任何保证”。媒体居于弱势一方是不争事实,但他同时还引述了《纽约时报》前主编马克斯·弗兰克的文字,“政府对媒体和公众隐藏事实得来的消息,只要可能,总将其辩护为不得不那样。而媒体尽力探查,争取知情权。”
如何去看待媒体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阿内特坦言,除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类家族控股的媒体能够继续坚守高水准新闻的标准之外,媒体公司越大越容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他说。
阿内特也表示,尽管政府对自己不满,但是没有对他进行恐吓胁迫,或者限制其自由,更没有枪毙他。至少,目前他还是享有自由独立思想的个体。
而在我看来,比起他的前辈——第一位用广播来直播战场现场、广播电视新闻业开山鼻祖爱德华·默罗——阿内特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年代,在他开始攀登新闻报道巅峰的路上,60年代的美国,在默罗与之斗智斗勇苦苦周旋之后,麦凯锡主义的阴影已经消散。(PS:默罗也是在CBS结束其电视生涯,不过更多是因为商业的原因)
扯太远了,回到现在。
今天谁也没法否认,民众有权知道真相,最重要的问题是,而今谁能为之提供真相?
据说眼下大把的美国新闻人在忙着找工作,新闻媒体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而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和渠道的多元化,史上已经不再可能再有第二个默罗、也不可能再出现又一个阿内特。媒体在变,政府在变,甚至阿内特本人也在变。由广播而电视再到网络时代,期间必然会有一些媒体公司消失不见,但上个世纪阿内特和他所践行的对真实的追寻,恐怕不会、也不该那么容易地“过气”。
未来或许会有两种结局——后来者继续践行阿内特等对真相之追寻,并随着信息渠道多元化,阿内特从此泯于众人,这是新闻的荣耀,也是阿内特的荣耀;阿内特成为一个传说,钉在遥不可及的天际、悄悄被人言说,荣光属于他和他的那个时代,悲哀是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最后,贴一段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的话,这在书中被引用了两次——
“这些报道正在发生的历史的记者,有着某种职业的荣誉——那就是他们愿意日复一日地为事业冒险,这些以传统物质利益来判断,是微不足道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赢得和保持你的同事的尊重,以及你自己对那些战斗的男女军人的尊重。这是一种情意,相互分享价值观和责任,做记者具有一个民主社会很核心的意义,对自由社会每一个自由人至关重要。”
我是一个传声筒(20081218)
今天是发言人发言——
——北京时间12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回应欧洲议会授予胡嘉“萨哈罗夫奖”。
“而今回头纵观这一诈骗案的全过程,一言以蔽之,即Blumenfeld先生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交上了朋友”。(“Any long-term plans are being reviewed as we conduct a far larger analysis of this scandal and the impact it could have on us and the development community as a whole,” Mr. Lewi said. “Mr. Blumenfeld was friend to a man who apparently didn’t exist.”)
——米国东部时间11月17日,据纽约时报报道,Blumenfeld 发展集团的掌门人——地产大亨Edward Blumenfeld的发言人Lewi 在华尔街最大诈骗案——麦道夫案发以后如是说。该公司给麦道夫的对冲基金投了大笔的钱,爱德华本人也将麦道夫视为朋友。